1935年3月8日凌晨，一代名伶阮玲玉因不堪忍受小报记者的侮辱和渣男的纠缠，吞下了三瓶安眠药，结束了年仅25岁的一生，一代影后，香销玉殒……
而就在几个小时前，阮玲玉和她的同居男友唐季珊还参加了联华电影公司老板黎民伟组织的宴会。席间，阮玲玉谈笑风生，并无任何异常表现。临别之时，阮玲玉起身与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别，并与所有的女演员热情拥抱，现在想来，她这是在向同事好友们诀别。黎民伟原以为她不会出席宴会，因为近来她的麻烦不断，她的“前夫”张达民又一次将她告上法庭。谁知阮玲玉不仅盛装出席、而且谈笑风声，看上去似乎对两日后的开庭漫不经心。是啊，人红是非多，这年头明星如果没有点小麻烦都不好意思出门！于是大家也就放下心来，谁知，几个小时后悲剧却发生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位正红遍上海滩的“默片影后”走上不归之路的呢？让我们从头说起：
阮玲玉原名阮凤根，祖籍广东香山，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一个工人家庭，6岁时，父亲病故。7岁时，小凤根便跟随母亲到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帮佣。生活虽然艰辛，但母亲仍把她送到附近的一家私塾读书，希望她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并给她取了一个学名叫“阮玉英”。张家老爷是上海崇德女校的校董，后来在母亲的恳求下，小凤根得以半价的学费进入这座美籍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读书，崇德女校虽然不是什么贵族学校，但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能上得起的，小凤根不敢和同学们说她是女佣的女儿，只有埋头苦读。就这样，白天她是洋学堂里的好学生，晚上却是富人家的小丫鬟，这也造就了她敏感自卑、与世无争的性格。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这也为她后来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
转眼间，小凤根由一个黄毛小丫头出落成一个楚楚动人的花季少女，与她青梅竹马的张家四少爷张达民此时也长成了翩翩少年。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情窦初开的阮玉英很快就坠入纨绔子弟编织的情网。但作为大户人家的张家是绝不能容忍自家的少爷与佣人的女儿谈情说爱的，很快找了个由头将阮氏母女赶出了张家。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母女只得靠张达民的接济渡日。1925年，16岁的阮玉英辍学与张达民同居了，母女二人以为自此有了依靠，谁料想，这竟是悲剧的开始！
在开始的日子里，小俩口每日打打麻将、跳跳舞，吃喝玩乐、无所事事过得倒也轻松愉快。然而几个月过去后，柴米油盐慢慢取代了风花雪月。从小饭来张口、养尊处优的张达民认为“啃老”是天经地义的，但被张家赶出家门的阮玲玉却不愿向张家低头，她决定自己赚钱养家。就在这时，出现了一个改变阮玲玉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张达民的大哥张慧冲。张慧冲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重量级人物，堪称中国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是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和中国第一位武侠明星，另外还是海派魔术的创始人、有“东方范朋克”之称。演而优则导的张慧冲开了一家小的电影公司，张达民经常带着阮玲玉去大哥的片场看热闹，一来二去，阮玲玉偶尔也会在电影里客串一下小角色。
1926年，黎民伟将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由广州迁往上海，并邀请中华影片公司摄影师卜万苍担任导演。卜万苍到民新后导演了第一部作品《玉洁冰清》，影片非常成功，主角张织云还获得了“电影皇后”的桂冠。不久，卜万苍应张石川的邀请，受聘为明星公司导演，准备拍摄电影《挂名的夫妻》。原定的女主角张织云原本已成为卜万苍的女友，但在筹拍期间，茶商唐季珊插足了两人的恋情，带着张织云到美国进军好莱坞去了。卜万苍是情场失意，又没了女主角，只好公开招募女主角。经张慧冲介绍，阮玉英改名“阮玲玉”，到明星影片公司应聘。慧眼识珠的卜万苍一眼就看中了阮玲玉的悲剧气质，他后来评价说：“她的悲伤好像饱蘸了水的毛巾，一碰就出来了，一挤就会倾盆而下，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悲剧演员。”就这样，16岁的阮玲玉成功入选，出演了《挂名夫妻》的女主角。随后又出演了《北京杨贵妃》，《血泪碑》，《洛阳桥》，《白云塔》等一系列电影，开始崭露头角。尽管此时的阮玲玉已小有名气，但还没有到大红大紫的地步。
真正让阮玲玉火起来的是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导演，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一位可书一笔的人物，他少年时曾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同学。建国后，他拍摄的电影《武训传》曾轰动一时。1929年，中国电影面临重大危机，上海近百家电影公司纷纷倒闭。雄心勃勃的华北公司罗明佑联合黎民伟的民新公司，欲成为“复兴国片之革命军、对抗舶来影片之先锋队”，邀拍摄阮玲玉主演的《故都春梦》。影片于1930年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1930年8月，在罗明佑的努力之下，华北电影公司与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和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合并成立为联华影业公司，阮玲玉又主演了的另一部作品《野草闲花》，两部影片使阮玲玉红遍上海滩。曾言：“一点毫不夸张地说，阮玲玉的卓绝演技是霸占了中国影坛十几年以来的第一位……”
1930年，在《影戏杂志》举办的“电影明星选举”中，阮玲玉以6179票当选第一名，而后来的“影后”胡蝶当时仅得票3784票。连著名的美国可口可乐也找上门来，请阮玲玉作代言，凭借着阮玲玉的名人效应，可口可乐迅速打开中国市场，成为当时中国的流行饮料。阮玲玉成名后，收到无数青年男子的求爱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将这些痴心人的信撕毁，就把它们藏在一只藤箱里，上面加了把锁，还贴了一张纸，写着“小孩子的信”。
然而，就在阮玲玉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的感情却出现了问题。阮玲玉忙于工作、无暇他顾，张达民便迷上了赌博，他不仅将父亲去世后分得的遗产挥霍一空，还将阮玲玉当成了摇钱树，彻底沦为靠明星老婆养活的“上海小K”。随着阮玲玉的名气越来越大，张达民的胃口也水涨船高，开始一次次向阮玲玉伸手要钱，不给就跑到摄影棚去闹。阮玲玉对待这个她生命中的第一男人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他能像《故都春梦》里的男主角那样浪子回头，表示愿意与张达民结婚，甚至还收养了一个女儿，想以此感化张达民，但张达民根本就没打算结婚，这让阮玲玉一度伤心欲绝，她曾服毒，所幸抢救及时，得以脱险。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阮玲玉去香港躲避战火，阮玲玉回上海后，张达民留在香港工作，后因公款被公司开除，阮玲玉又托人在福建福清县找到一个税务所长的空缺，张达民便去了福建。在香港的一次应酬场合上，阮玲玉认识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联华的大股东——唐季珊。对，就是那个前面插足卜万苍与张织云的茶商唐季珊！唐季珊在广东早有妻室，当年追求张织云也无非是想借张织云“影后”的名头到美国推销茶叶，结果美国人不买帐，回国后，唐季珊便将张织云一脚踢开。如今，他又看上了风头正劲的阮玲玉。此时，身心疲惫的阮玲玉正需要一个宽厚的肩膀来依靠。于是很快就掉入唐季珊温柔的陷阱。张织云曾写信给阮玲玉，揭穿唐季珊已有妻室的事实，并提醒阮玲玉：“唐季珊不是一个好男人。你看到我，就可以看到你的明天。”但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零！
阮玲玉回到上海后，就搬到了唐季珊在新闸路买的一幢三层小洋楼，开始和他同居。不久，张达民回到上海，发现人去楼空，没了“摇钱树”，他岂肯罢休。阮玲玉通过律师经过讨价还价，以阮玲玉每月支付给张达民生活费100元、为期两年为代价解除与张达民的同居关系。这样，阮玲玉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走进了唐季珊的大宅院。但她哪里想到，她是才出狼窝又入虎穴。同居后的唐季珊不久便露出渣男本色，不但不改寻花问柳的老毛病，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动辄便对阮玲玉施以老拳。更让阮玲玉无法容忍的是，阮玲玉发现唐季珊又勾搭上了自己的闺蜜梁赛珍，正所谓：防火防盗防闺蜜啊！
这期间，阮玲玉主演了蔡楚生导演的电影《新女性》。蔡楚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之一、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建国前，中国所拍摄的1300多部电影中，最卖座的４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渔光曲》、《都会的早晨》、《姊妹花》），除《姊妹花》是蔡楚生的老师郑正秋所作外，其它三部都出自蔡先生之手。法国电影历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其《世界电影史》一书中，将蔡楚生誉为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在其评价的世界上最知名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蔡楚生是唯一的中国人。《新女性》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女主角韦明原型来自明星公司的女演员艾霞。艾霞年轻时因反对包办婚姻与家人决裂，在上海孤身闯荡，经常发表小说和诗歌，事业有成时遇到了一个渣男，这让她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服毒。艾霞后，又遭无良小报记者中伤，蔡楚生想用电影替好友讨个公道。
这是蔡楚生与阮玲玉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合作。在拍女主角韦明死的那场戏时，阮玲玉入戏太深，拍摄结束后，她还是哭个不停。蔡楚生便让工作人员退场，他留下来默默陪伴着阮玲玉。在相互倾诉中，两颗心在靠近。蔡楚生离世后，著名作家、影界前辈柯灵先生曾披露：“在《新女性》合作过程中，这两位彼此倾心相诉的艺术家，各自痛苦地扼杀了燃烧的热情。” 因为《新女性》中有讥讽无良小报记者的片段，还没有上映，就引发了一阵风波。小报记者们觉得自己受辱，要求蔡楚生把这部分剪掉。而就在这时，阴魂不散的张达民又找上门来，状告阮玲玉“窃取财物，侵占衣饰，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张氏之图章及与唐季珊通奸”，并告唐季珊妨害家庭。这无疑是给了无良记者们提供了抹黑阮玲玉的素材，他们把脏水全部泼到了阮玲玉身上，言辞之下作令人齿寒！
面对铺天盖地的负面报道，此时的阮玲玉是多么需要有一个坚强的肩膀来依靠啊！然而，她从唐季珊那里得到的却是讥讽挖苦，甚至是拳打脚踢。这个时候，她想到了蔡楚生，她对蔡楚生说：“带我走吧。”可他在老家有老婆。而且这时他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为了他的电影事业，他选择了沉默。阮玲玉终于绝望了，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了！
3月7日夜，阮玲玉和唐季珊离开黎家之后，又到扬子饭店跳了一会儿舞，然后在车上一路争吵着回到家中。阮玲玉吩咐女佣给她准备一些点心，然后上楼进了卧室，当唐季珊走进卧室时看到的是她吃剩的点心和三个装安眠药的瓶子。发现阮玲玉服药后， 唐季珊即刻叫来阮母，两人一同将她送往虹口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其实在离他们住处不远就有两家条件不错的大医院，唐季珊之所以舍近求远选择这家偏远的日本人开的医院，是因为这里没有人可以认得阮玲玉。在阮玲玉的生死关头，唐季珊想到的不是挽救她的生命，而是自己的面子，其心可诛！
但这家医院夜间却没有值班医生，唐季珊又把阮玲玉送到了一位私人小医院，小医院的医生见她中毒已深，又无治疗条件，便建议赶紧送到医疗设备好的大医院。此时，束手无策的唐季珊才打电话给联华公司的黎民伟。3月8号上午十点，阮玲玉才被送进中西疗养院，此时阮玲玉服毒已经超过八个多小时，纵使华佗再世也无力回天了！193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下午6时38分，一代影后阮玲玉溘然长逝，离开了这个令她厌倦的世界……
阮玲玉自尽后，唐季珊畏于社会压力，竟要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代笔，伪造了两封阮玲玉“遗书”。其中所谓“告社会书”中言道：“我现在一死，人们一定以为我是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因为我对于张达民没有一样有对他不住的地方，别的姑且勿论，就拿我和他临别脱离同居的时候，还每月给他一百元。这不是空口说的话，是有凭据和收条的。可是他恩将仇报，以怨报德，更加以外界不明，还以为我对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惟有以一死了之罢。唉，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罢了。”这封所谓的“遗书”以“人言可畏”的托辞，将他虐待阮玲玉致死的罪责推向社会，即便是鲁迅先生闻讯后，也写下了《论“人言可畏”》一文，抨击当时的小报记者。
而在另一封所谓的给唐季珊的“遗书”中写道：“季珊：我真做梦也想不到这样快，就和你死别，但是不要悲哀，因为天下无不散的宴席，请代千万节哀为要。我很对你不住，令你为我受罪。现在他虽这样百般的诬害你我，但终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样活着呢。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灵，将永永远远保护你的。我死之后，请代拿我之余资，来养活我母亲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话，那就请你费力罢！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尘，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爱我，那就请你千万不要负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缘来生再会！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请向之收回，用来供养阿妈和囡囡，共二千零五元，至要至要。另有一封信(注：指《告社会书》)，如果外界知我，即登报发表，如不知请即不宣为要。” 这两份“遗书”后来刊登在了1935年4月1日联华公司出版的《联华画报》“阮玲玉纪念专号”上，一时间也被社会各界所认可。
然而，时隔不久，人们在1935年4月26日出版的《思明商学报》上却看到了阮玲玉真正的二封临终绝笔。原来，阮玲玉的死让梁赛珍姐妹认清了唐季珊的嘴脸，出于良心，她们决定公开阮玲玉的真实遗书。《思明商学报》是30年代出版的一张内部发行的机关小报，仅发行1500份。然而，就是这张不起眼的小报，揭开了有关阮玲玉遗书的真相。在发表阮玲玉遗书的同时，还登载了一篇题为《真相大白唐季珊伪造遗书》的文章，文中披露：“阮玲玉当晚，确写遗书二封，但不是唐季珊拿出来的那两封。发表在《联华画报》上的两封遗书，是唐季珊指使梁赛珍的妹妹梁赛珊定的，梁赛珊后为良心所责，说出真情，并将原遗书交出。原遗书极短，文字不甚流畅，而且涂改多处……”
阮玲玉在给张达民的信中写道：“达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个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离后，每月又津贴你一百元吗？你真无良心，现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满意足啊！人们一定以为我畏罪？其实我何罪可畏，我不过很悔悟不应该做你们两人的争夺品，但是太迟了！不必哭啊！我不会活了！也不用悔改，因为事情已到了这种地步。”
而在给唐季珊的遗书中则写道：“季珊：没有你迷恋XX，没有你那晚打我，今晚又打我，我大约不会这样做吧！我死之后，将来一定会有人说你是玩弄女性的恶魔，更加要说我是没有灵魂的女性，但那时，我不在人世了，你自己去受吧！过去的织云(唐季珊前女友)，今日的我，明日是谁，我想你自己知道了就是。我死了，我并不敢恨你，希望你好好待妈妈和小囡囡(阮玲玉的养女)。还有联华欠我的人工二千零五十元，请作抚养她们的费用，还请你细心看顾她们，因为她们惟有你可以靠了！没有我，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了，我很快乐。玲玉绝笔。” 也许是阮玲玉的死唤醒了唐季珊的良知，唐季珊一直供养阮母，直到其1962年病逝，享年82岁。 而阮玲玉的养女小玉，学名唐珍丽，由唐季珊抚养到中学毕业。唐珍丽后来到了越南，嫁给了西贡银行的总经理俞鄂斌。
阮玲玉生前名闻天下，死后的哀荣也是极一时之盛。1935年3月14日，她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移往闸北的联义山庄墓地。阮玲玉生前的好友差不多都到齐了，将近300人。下午1时10分，由金焰、、费穆、郑君里、吴永刚、蔡楚生、黎民伟等12位电影界“大腕”将灵柩抬上灵车。这天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沿途夹道送行者超过了十万人。美国《》驻沪记者见状极为惊奇，特意作了“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哀礼”的报道。文中还配发了一幅插图，送葬行列中有一壮汉，头扎白布，身穿龙袍。其寓意为“倘若中国还有皇帝的话也会前来参加葬礼。”
阮玲玉的消息传出后，上海戏剧电影研究所的项福珍女士，听闻噩耗，随即吞服了；绍兴影迷夏陈氏当天吞服毒药；杭州联华影院女招待员张美英也因痛悼阮玲玉服毒自尽。单是1935年3月8日这天，上海就有5名少女自尽，其他地方的追星成员也有多位。她们留下的遗书内容大同小异。“阮玲玉死了，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